虹镇老街(上海虹镇老街现在还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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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推56论坛给大家整理了详细的关于虹镇老街(上海虹镇老街现在还存在吗)介绍,希望对于这块有兴趣的朋友看过以后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一起开始了解一下虹镇老街(上海虹镇老街现在还存在吗)吧。

上海滩最后的“部落”

 

 

 

虹镇老街,曾经的下只角,名冠一时的穷街。2012年,这里最后一块保留完整的老街296弄也开始动迁。虹镇老街很多人扛着长枪短炮来了,他们想留下这里最后的风貌。我们也将镜头对准这里,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在它的外貌下,虹镇老街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精神内核。

查阅史料,很少有人给虹镇老街做注,它最好的注脚,应是虹镇老街人。

上了年纪的老街人,有的还能记起,老街里哪一处是坟地、哪一处原本是河。这里,在20世纪初,本是臭河浜、乱坟岗,初到上海滩的苦力人家,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便在这里聚集。那时候,在老街人眼里,上海滩不是十里洋场,而是横亘在眼前的粗粝的但必须要过下去的生活。硬生生的,他们就这样活了过来。

百年间风云变幻,如今的虹镇老街,更像是这座现代都市里一处异乎寻常的所在。虹镇老街容膝之安、弹嗽相闻,人与人之间,以如此紧密的方式连结在一起,超乎很多新生代的想像。有人说,这种生活方式,更像是一个部落;又有人说,这里,怕是上海滩最后一处“部落”了。好,我们的记录就从这里开始。

一张摆在弄堂口的圆台面

 

 

 

弄堂口一张圆桌,各色凳子椅子,可口的“弄堂菜”十多个人围着桌吃个痛快

 

 

 

每到聚餐,弄堂女人们准备碗筷、上菜

 

 

 

“弄堂大厨”在昏暗闷热的屋内为大家准备菜肴

 

 

 

弄堂宴席也没啥规矩,想吃啥自己拣,够不着站起来

2012年6月最后一天的傍晚,暑热未退,虹镇老街上,早早吃完饭的人,当街摆了躺椅,摇着蒲扇纳凉;从靠近新港路的第一条横弄堂穿进去,在虹镇老街296弄里,一场弄堂筵席才刚刚开始。

404号门前支起了一个大圆台面,人们跑进跑出,忙着端菜、摆碗筷、拿酒拿饮料,还有的人互相招呼一起上桌坐了,而小孩们,在一旁撒欢地跑着----这是一次老邻居们精心准备的弄堂聚餐。

新港路、瑞虹路、天镇路和虹镇老街,这四条路围成的区域,如今还保留着虹镇老街几十年不变的样子:灰色的水泥墙、红色的木门窗,房子搭得杂乱,完全分不清建筑的本来结构,户与户之间,常常挤得密不透风。老人们记得,刚住过来的时候,就说这里三五年之内会拆掉,如今,快六十年过去了,动迁真的轮到这里了。老邻居们商量了一下,这么大的事,得好好纪念一下,于是,就有了这场弄堂聚餐。

聚餐的主意是瞿永发提的。瞿永发,平民藏书家,弄堂里的文化人。本来,夏天到了,瞿永发和斜对面的老陆、旁边的周海堂,一起在弄堂里吃饭,后来,你家端菜出来,我家也端菜出来,人越来越多,老陆花50块钱买的长方桌子嫌小了,瞿永发说,干脆找个周末,大家一起搞个聚餐,于是,就这么弄起来了。第一次聚餐是在六月初,就像平时邻里们常有的小聚一样,各家做了几道拿手的菜,再从李家借了上辈人传下来的圆台面,十来个人围坐着,吃了个痛快。

这回再聚,大家商量好了,由“弄堂大厨”曹麒麟掌勺。曹麒麟,退休之后进了家化厂食堂,厨艺很是了得。他说“我也是吃过三年萝卜干饭、拜过师傅的,总比一般家里弄得好吃一些,邻居们找我,我也不能推脱。”

从早上开始,曹麒麟就忙开了。早上去采买,吃过午饭,就动手准备起来。炉子开了小火,肉慢慢焖着;菜一样一样洗干净了,该切丝的切丝,该切块的切块,有的要进油锅,有的要出水锅,还有的要提前腌起来,让它入味。

菜上齐了,虾仁馄饨也一盆一盆端出来了。包馄饨的周海堂说,自己一早起来就去买了五斤皮子和馅料,整整包了半天,留出来晚上聚餐吃的,剩下的馄饨就挨家挨户送过去了。单位转制后,周海堂就当了的哥,那天,他刚好轮休。他包馄饨的手艺一流,左近的邻居,都吃过他包的馄饨。

各家的男主人坐定,举杯、喝酒、吃菜。邻里们关系好的,乐意上桌的,都来;弄堂里走过的人,愿意坐下喝一杯吃一口,自便。

“我这个豇豆,上海人叫模子菜;再尝尝这个盐鸡,比小绍兴的不差吧?这道是干烧明虾,改良的川帮菜,放了辣椒酱。”邻居们七嘴八舌,“这就叫弄堂私房菜!”

夜色渐沉,人们酒兴上来了,嗓门大了,借着门口一支水银灯,继续吃着。喝得热了,就脱了上衣,光着膀子。等男人们吃得差不多了,才轮到没吃饭的女主人,端着饭碗过来吃几口菜。“这不是第一次聚餐了”,女人们说,“上次他们喝了30多瓶啤酒、2瓶葡萄酒。”

走过的人,或是笑笑,或是皱皱眉,也有忙着送东西的楞头小伙,一边刹车一边嘟囔着,怎么摆酒席摆到路中间来了。

虹镇老街296弄属于即将动迁的七号地块,第一轮的测量已经完成,过了年,老邻居们就要陆续各奔东西,于是,像这样的邻里聚餐,也越来越频繁。

 

“一线天”里照了59年的夕阳

 

 

 

上海虹镇老街

 

 

 

小小阁楼就是姑娘的闺房,阁楼放不下衣橱,拉根绳子把漂亮衣服直接挂上去

 

 

 

上海虹镇老街

夏日午后,一片树荫,一张竹椅,一个当街纳凉的老人,时间慢得仿佛停滞。走进虹镇老街,这样的光景随处可见,但一旁拆得只剩半面的山墙,四处挂着的动员条幅,宣告清仓甩卖的高音喇叭,还是提醒着你,这是一处即将消失的街景。用不了几年,这里会变得与这座城市更加搭调,变得让你记不起这里的本来面貌。

◆历史:59年前一把火烧出了虹镇老街

“虹镇老街可不单指一条街,它是个地域概念,是由新港路、瑞虹路、临平路和虹镇老街四条路围起来的一个长方形街区,基本都是棚户区。”嘉兴街道的工作人员说,“动迁以前,这一带住了18000户,人口在十来万左右。现在,已经走了一半多了。五年之内,剩下的6500户,也会逐步动迁掉。”

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个小市集,叫虹安镇,因为水路发达,四乡云集。到了20世纪初,市镇衰落,但是,从苏北老家过来生活的人还是源源不绝,虹镇老街的名字就在那时候渐渐叫响了。抗战时,老街一带民房被毁严重,这里成了鲜有人迹的荒地。再后来,难民、流民、淘金者陆续涌入,依着沟渠,就着烂泥,铺一领草席,筑一道泥墙,拼着一条命,在上海滩活了下来。

建国后,这里仍是棚户区。1953年,飞虹路一把大火,烧掉了1000多间连成片的棚户人家,政府筹集人力物力,在现今的沙虹路、虹关路、瑞虹路、虹镇老街一带填河造屋,安置灾民越冬。很多现在已近花甲的老街人,就出生在那时的平房里,他们也都记得父母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三五年的时间,这里就要拆掉了”。这话说了几十年,如今,他们的孙辈已经到了记事的年纪。

◆建筑:弄堂上部被翻造的房子封死了

住在天镇路106弄的魏晓国说,自己家就是飞虹路大火后搬过来的。那时的安置房是按人口分的,家里人多的可以分到一通间,十几个平方米;家里两三口人的,就只能分半间。他们家当时四五口人,分到了里弄口的一通间,花了400元钱,房子就算自家的了。十几个平方米,怎么住呢?一到晚上,地上的铺就搭得横七竖八。今年已经61岁的老魏说,自己跟奶奶一起住到了整整10岁。

现在的老街里,几乎看不到原来那样的平房了。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偶尔指着墙上不太明显的界线说,“这是原来的墙,现在这里是放出来的。”爱说话的人还会加上两句,“那时候的墙,中间是毛竹片,里外糊两层泥巴,顶上铺的是油毛毡。这样的墙,很多还是两家共用一面的单墙,翻房子的时候,如果人家翻了你不翻,你家墙就没了。”

天镇路的一个居委干部说,“那时才建国,一家人有个房子住就不错了。后来,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地方实在不够了,各家就开始想办法翻建。先是往外扩。我们小时候,老街的直弄堂里开得进四吨卡车,但是每家都往外扩,你占一块砖头,我占一块砖头,情形就不对了,现在,这里最窄的地方要侧身过。再后来,地没得借了,只好借天,一层一层就搭上去了。”

在虹镇老街里,几乎看不到一处一模一样的房子。少有的几家,中规中矩,沿着底楼的外墙一层一层建起来;而大多数的,从二楼起,就往外探一块,像是搭了个阳台一样,多了块地方;到了三楼,仅仅这样挑空已嫌不够,再从边边角角里寻块地方,继续挑空了搭出去,做个厨房间。如果再建四楼五楼的,有的收敛些,不再往外挑了,那是主人担心老房子地基承受不了;有的胆大,还是这样如法炮制,向空中探出去。

走在最后的虹镇老街里,抬起头来,有的地方能看到一线天,两家的窗户紧挨着,手一伸就到人家了;有的地方则一点缝隙都没有,挑出来的二楼直接骑在了弄堂上。天镇路居委的人说,这叫 “过山挑”,二楼直接把弄堂封死掉了,搭“过山挑”,往往是对面的邻居关系比较好,搭出来的面积一家一半,如果两旁没有人家搭,这样的二楼就能开窗,如果旁边也搭了,那底楼和二楼就是完全不见阳光的。在真正的居住困难面前,阳光不阳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最后一团煤球炉的火苗

 

 

 

早晨倒马桶、痰盂要排队

 

 

 

老伯在生煤球炉

 

 

 

晾晒衣被一家出动

老街人是豁达的。傍晚,我们在夕阳里拍摄,会有人驻足看一会,也会有人走上前来说“拍吧拍吧,这里的景象恐怕明年就没有了,到时候都推平了。”

在天镇路70弄322号门前,一家三口正在晾床单。女主人先从二楼把竹竿顺下来,让老母亲和丈夫一人担住竹竿一头,把拧得干干的床单搭在竹竿上,再用晾衣叉子把竹竿的一头挑起来,丈夫则把竹竿另一头高高举过头顶,便稳稳晾在了二楼墙外的晾衣架上。

这家的老母亲严学凤,今年83岁了,是结婚之后跟着丈夫从老家扬州来上海的。老人说,房子是老头单位增配的公房,他们是1982年搬过来的。老伴是继光中学的教工,很能干,早先的时候,获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不过,现在已经过世了。老人家里十几个平方米,孩子有四个,实在不够住,就在墙上钉了三角铁,上头架了木板,隔成了两层;再后来,孙女也大了,可是公房不能翻,他们就在二楼上搭了半间阁楼,给孙女独住。现在,二楼的一半只能猫着腰走。严学凤老人,在材料公司里干过临时工,做了十几年的砖头。老人说,“那时候的实心砖,一块24斤重,一天搬下来,回家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现在我干不动了,家里的活也不大管,最多帮忙洗洗菜,扫扫地,家里的活,都是女儿女婿做。”

20世纪70年代末嫁到老街的尹思芬说,那时候在老街上,一早起来要干三件事:倒马桶、拎水、生炉子。那会儿还没有通自来水,每条里弄一个给水站,家家要买竹牌子去换水,一块牌子一桶水。尹思芬说,自己怀孕的时候,邻居们没少帮忙拎水。如今,老街的自来水早已入户,水桶早就没人用了,除非是下大雨,拿来接屋里漏的雨水。

这两样事没有了,但是倒马桶的,在老街上还是很常见。以前的平房,没有厕所,家家户户备个马桶。有人回忆说,那时候,每天早晚,收粪车各来一回。后来,粗重的木制马桶渐渐被淘汰,代之以现今的搪瓷痰盂罐,收粪车也变成了收粪站。天镇路居委的工作人员说,现在老街上这些人家里,还在用痰盂的,大概有三分之一。20世纪80年代起,很多人家装了电马桶,外观跟普通马桶没什么两样,但是内部有扇叶,可以把污物打碎直接排掉。开始的时候,这样的污物,都流进了雨水井,进了黄浦江;后来,环卫所重新排设污水管,才进行了分流,电马桶也不让装了。

夏天的老街,还有一股特有的味道,很多人家屋里,因为常年不见阳光,打开门就是一股霉味。有些人家房子没有翻,屋里地势低,一到下雨天,就要“ 浜”----屋里都是水,只能一盆一盆往外舀,这就叫“ 浜”。

老街里都是房子,偶见一棵大树,应是哪个有雅致的人栽的。在这个密不容身的地方,种棵树,由着它长大,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树的周围,搬空的房屋已没了半边。人走了,墙根的野草繁盛起来,长得比膝盖还高。阴沟里泛着污水,长着青苔,旁边的人,安之如素地聊着天。

听老街上的人讲,虹镇老街人口密集,曾经有个很成气候的马路菜场。菜卖得便宜,好些人专门从别的区乘车过来买菜。后来,因为实在太影响交通,菜场逐渐被取缔了。现在,有些不愿放弃的摊贩就进了比较宽的296弄继续卖菜。人们下班了,骑车回家,过不去了,也不急,就慢慢等着。旁边买菜卖菜的,自顾自地讨价还价。

走在弄堂里,听人们闲谈,“虹镇老街南面动迁早的,现在都走得差不多了”。用不了多久,这里也一样,推土机一来,一推,无论过去是怎样的拥挤、热闹、喧哗或者落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20世纪70年代末,还不大有液化气瓶,开伙仓的人家,都要一早起来生煤球炉。炉子一点就是一天,早中晚饭都要靠它。现在老街上烧煤球炉的人家已经很少了。在天镇路106弄235号,一对老夫妻,还坚持每天早上生煤球炉。老人叫钱海庆,今年83岁了。煤球就放在纸箱子里,堆在窗户外面。老人说,以前还到煤站去买煤饼,现在人家不零卖了,只能向那些开饭店的人买一些。

 

各家不关门 敞开着生活

 

 

 

老街居民间很融洽,共用山墙,跨过矮矮的晒台围墙就可到隔壁人家

 

 

 

老街的夏天闷热难受,还未搬迁的老街居民在已拆房空地上纳凉

 

 

 

 

老街居民家的门大多是敞开着的,有啥事大家都会帮忙照应

 

 

 

老弄堂居住条件差,没有浴室,男人们就在弄堂里冲凉

 

 

 

小辈们都住出去了,老街现在以老人居多

 

 

 

弄堂里的文艺达人给大家带来欢乐

 

 

 

老弄堂的时尚女郎

 

 

 

天镇路一堵围墙上新贴了动迁的有关政策

 

 

 

虹镇老街296弄还保留着原汁原味老街人的生活原貌

虹镇老街,穷也罢、苦也罢,住了几十年,很多人心里还是很不舍的。看着酒桌上兴致正高的父母,瞿永发的女儿说,“弄堂里待惯了,真担心他们一时适应不了公房的生活。门关起来,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认识,怎么排遣啊!现在,各家门都不关的,谁家也没有什么秘密,都知根知底。”

小瞿今年三十岁,结婚生子,都没离开老街,房子就借在父母家隔壁,住着熟悉,一家人互相照顾也方便。她说,“我小时候,弄堂里的小孩,不论年纪大小,都在一块玩,跳皮筋踢毽子什么的,玩到天黑,都不愿意回家。虹镇老街现在我家豆豆也是,一出去就不愿意回来,以后住公房了,除了在小区里遛遛,剩下的时间,恐怕就只能关在楼上了。”瞿永发的岳母,80多岁了,住在后面的弄堂里,每天都要过来看重孙。仔细听,老人的口音里还有些苏北腔。

这样的四世同堂人家,最老的一辈,大都是解放前后从老家出来,到上海滩闯荡的人。“我们这里,大都是苏北人”,一个居委干部说,“苏北自然条件不好,解放前常发大水,很多人过不下去,只好逃出来,老乡投靠老乡,互相间还有个照应,所以,老街里淮安、淮北、青口的人特别多;出来的苏北人,文化水平不高,到了上海,只能做些苦力活,拉板车、扛大包、擦皮鞋、刷油漆,女的就做帮佣,帮人缝缝补补。这里住的都是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辛苦,赚得钱又少,还让人瞧不起。外人说起来,虹镇老街还是少去的好,不三不四的地方。其实,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实在人,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

“当然,这里地方小,翻房子的时候,如果事先没讲好,你多占了我一块砖,我就要占你一块砖补回来,确实挺小市民的,但这也是人性最本能的一面吧”。另一个管治保的居委干部说,虹镇老街上,邻里关系好的不少,但也有因为翻房子占地,邻里之间结怨、兄弟之间反目的。有的人家,上一辈吃了亏,下一辈还要讨还。

也有老街的人说,邻居间住得这么近,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但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种磕磕碰碰大都不放在心上。

不管怎么说,老街总过了它名头响当当的时候,如今的老街上,剩得最多的是老人。这里最老的人,是1915年出生的,她在外乘凉时,常有人拿着照相机对着她拍,老人也不在意。其实,这回弄堂聚餐的人,年龄都在五十岁朝上了。

儿孙们走了,多出来的房子就对外出租了。在这里借房子,最便宜的只要450元,所以,现在的虹镇老街上,有不少操着各色口音的新移民,送快递的、送水的、卖水果的、开店做小生意的。这些新移民,又开始了与最初那辈居民一样的打拼之路。

在瑞虹路上一堵写着“拆”字的围墙内,黑色的墨迹写着“高邮理发店迁到天镇路东头,虹镇老街卖馒头门口。”老街的人说,这里动迁,最先赶走的,是那些开小店的外地人,因为要拆了,租约也就自动终止了。他们呢,就像这家高邮理发店一样,换个地方,再开起店来。

居委会的人说,这里有上海本地居民1500多户,5500多人;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1200户左右,大约3000多人。也就是说,每5个上海人就对应着3个外地人。

结束语:

推土机和部落精神

最初的虹镇老街,就像现在提起来有些令人不快的城郊结合部一样,人口密度大,生活条件差,治安不好、鱼龙混杂。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地方,往往蕴含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为了生存下去,人们必须得鼓足全身的勇气。

像瞿永发他们一样,老街的第二代人、第三代人,已经完全城市化了,适应城市生活,不再有乡音,也逐渐隔断了与乡间的联系。但是,他们的身上,仍然能看到第一代打拼者的影子,顽强,乐观,血性,面对生活,时而露出机智和狡黠。海纳百川的城市,需要的就是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吧。

虹镇老街要消失了,但是,新移民还在源源不断涌进城市。《落脚城市》的作者道格·桑德斯在自序里说,“我发现这种来自乡间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极为相似的城市空间;尽管表象各有不同,但基本功能与人际关系网却因相同的特性而易于辨认。……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事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的暴力冲突的爆发地。”

推土机,可以铲掉穷街陋巷,但新城市,必须要靠鲜活的生命才能创造。

(蒋遵和摘自《新闻晚报》作者李胜南、摄影任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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